中國古籍是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加強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對傳統思想文化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關系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大業,關系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保護中華文脈、延續中華文化的重要工作和任務。

  書比人壽,重在創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進入最好的歷史時期,取得輝煌成就。2021年恰逢《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發四十周年,古籍整理事業現狀如何?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等多位高校古籍整理領域的專家學者。專家們表示,當前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發展遭遇了瓶頸,必須加快研究解決。

  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碩果累累

  古籍整理逐步形成從老專家、中青年骨干到博士碩士本科生的人才梯隊

  古文獻整理為研究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工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1958年建立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標志著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全面起步。當年,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親自布置有關部門組織專家點校《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鑒》。

  然而,“文化大革命”使古籍小組的工作、《二十四史》點校和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人才培養處于停頓狀態。直到1972年,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才恢復招生,同年底《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得以重啟。

  198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古籍整理工作并下達《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對古籍整理與研究及出版工作、對古文獻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作出部署,強調“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并指出需要有一個幾十年陸續不斷的領導班子,保持連續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學校。有基礎、有條件的某些大學,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

  1982年初,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現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恢復工作,并制訂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規劃。與此同時,人才培養工作和全國高等院校的古籍整理工作,則交由教育部主持。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下稱高校古委會),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負責財政部劃撥的高校古籍專款的分配與使用。

  此后,全國高校系統陸續建立一批古籍整理的科研與教學機構,最多時達到90余家。根據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高校古委會秘書長楊忠的統計,目前由高校古委會直接聯系的重點研究機構共26家,包括19個研究所、2個研究中心和5個古典文獻專業。“這些機構把當時已經瀕臨渙散的古籍整理人才聚集到一起,并通過組織學習班的形式,培養了一批人才。”

  四川大學也成立了古籍所并開辦研修班,集合了學校中文系、歷史系最強的師資力量。當時,著名文獻學家楊明照先生已年近八十,還親自擔任班主任,并授課一年,趙振鐸、張永言、項楚、成善楷等先生都是研修班的老師,四川大學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舒大剛回憶,“研修班的學生,后來都成為了古籍整理的中堅力量。”而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認為,從各高校開辦研修班開始,“我國的古籍整理逐步形成了從老專家、中青年骨干到博士碩士本科生的人才梯隊,建立了完整的本碩博人才培養機制。”

  伴隨著1978年就已啟動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全國范圍內也掀起了古籍出版機構的成立熱潮。據不完全統計,除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老牌古籍出版機構外,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陸續成立,如齊魯書社、巴蜀書社、三秦出版社等。目前,全國古籍出版社聯合體成員已近30家。

  至此,我國古籍整理事業頂層設計、人才培養和出版形成閉環并步入快車道,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鑒定編目、古籍標點校勘注釋匯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龍的大好局面,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和學術成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據統計,1985年至2018年,高校古委會共評出直接資助項目1491項,另有大量間接資助項目,合計6000余項。楊忠曾撰文認為,1983年起始的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成就“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比如大型斷代文獻總匯項目——“九全一海”(即《兩漢全書》《魏晉全書》《全唐五代詩》《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戲曲》《全元文》《全明詩》《全明文》《清文海》),為研究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亟需人才接續和學術評價體系更新

  古籍整理特別講究積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保證有一支高質量隊伍

  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古籍,其難度不亞于一本專著,社會和學術界對古籍整理工作的認識需更新

  古籍整理特別講究積累,講究“慢工出細活”,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保證有一支高質量隊伍。

  截至2017年,高校古委會直接聯系的古籍整理機構中,專兼職科研、教學人員有30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000余人,約占四分之三,博士生導師近千人。這樣的情況聽起來似乎并不差。

  但招生并不樂觀。北大過去每年會有20位左右優秀學生選讀古文獻專業,近年來選讀人數出現了下降。廖可斌說,“學生基數小,好苗子自然也就少了。”吉林大學該專業僅兩位老師專職從事教學工作,“我們一直想加強古文獻專業,卻始終覺得很難。”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馮勝君坦言。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原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朱杰人表示,不少老師轉去中文系授課,古籍整理涉及的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等基礎課程缺乏充足的師資,對古籍整理事業的長遠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舒大剛介紹,正在進行的《巴蜀全書》項目,原計劃在2020年全部完成,但限于人力,目前仍有五分之一的工作量沒有完成。

  就全國而言,出生于上世紀初前后,舊學新學功底深厚的老先生們都已經離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學者大多也年事已高。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培養出來的中堅力量,大多臨近退休。50歲以下,有扎實專業功底、有戰略眼光,能擔當大任的領軍人物越來越少。只有人才不斷接續,古籍整理工作才可持續,這是大家的共識。

  進入21世紀,國家對人文社科研究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但對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資助經費仍有缺口。原中華書局總編輯,現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顧青說,有人認為,古籍屬于公版書,出版社沒有稿費成本,利潤空間很大。其實,規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項繁難的學術工作,為整理者支付的稿費成本是比較高的。朱杰人擔心,經費缺口導致部分項目推進緩慢,進而影響年輕從業者成長。

  讓古籍整理研究者頭疼的,還有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社會和學術界對古籍整理工作的認識需要更新,認為古籍整理工作不過是校對文字,標點、注解、翻譯,只要粗通古文就可以上手,一些學校和研究機構將古籍整理的成果排除在學術評價體系之外,仍以發表論文的多寡及刊物級別進行職稱等評定。

  事實上,古籍整理遠不止這么簡單。以榮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為例,當時年近80歲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帶領10多位中青年學者,用了6年時間,整理了40多年前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數百支竹簡木牘、50多種帛書帛畫,從重新拼綴開始,釋讀文字、改訂訛誤、解釋大意,才終于讓湮沒了兩千年,涉及思想文化、數術方技、天文地理的早期文獻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對此,廖可斌認為,做出真正優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工作艱苦,但卻馬虎不得,只要錯一個字、一個標點,就可能是硬傷。

  “嚴格意義上講,古籍整理與撰寫學術論文、著作不能完全畫上等號,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古籍,其難度不亞于一本專著。”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黃仕忠認為,中山大學在王季思老先生的帶領下,一直在做古代戲曲的整理和研究,在1999年出版了《全元戲曲》。2004年,啟動了《全明戲曲》的整理工作,在全世界范圍內搜尋文獻資料,并在不同版本間進行反復校對,“這些工作,很多無法納入到學術評價的考量范圍中。”他認為,盡管學術標準因學校而異,但如果沒有將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就意味著學術評價的標準和思路出現了偏差。

  與此同時,市場化的沖擊也一定程度打亂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規劃。大量古籍重復出版,像《論語》《老子》《莊子》等古籍,由于知名度較高,很多出版社反復出版,導致版本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而一些亟待整理的文獻,卻無人問津。更有甚者,一些古籍被整理并出版成為熱門后,很快就會遭遇翻版盜印、低價傾銷,使得本就脆弱的古籍整理行業面臨著威脅和挑戰。曾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的朱杰人表示理解出版社的經營壓力,但他也坦言,這使得一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么貪大求全,要么只重視經濟效益,不注重學術價值和整理質量,更忽視了許多“小而美”的項目。

  加強頂層設計制定長遠規劃

  從古籍整理事業長遠發展的角度,盡快制定出行業規范和工作標準

  保持古籍研究機構的獨立性,同時匯集多種專業的優秀人才

  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

  要讓古籍中的文字活起來,讓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起來,古籍整理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該如何留住人才,讓古籍整理事業持續下去?專家們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黃仕忠認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學術研究都是圍繞著“大概念”,做“大學問”居多,對一手資料掌握不足。現在,學術界重拾了過去優良的學術傳統,重視實證研究,特別是以文獻資料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從事文史哲研究的人員數量大幅增加,他們是古籍整理不可忽視的力量,關鍵在于如何讓他們迅速成為古籍整理工作的內行。他建議,有必要從古籍整理事業長遠發展的角度,盡快制定出行業規范和工作標準,盡可能讓非科班出身卻正在從事古籍整理的專家和學者避免差錯。

  “我們希望能夠從高校古委會的層面,制定更好的頂層設計,做好長遠規劃,通過項目的形式,組織隊伍,鍛煉素質,凝聚人心。”馮勝君認為,單純依靠一兩個高校或者老師自己的“零敲碎打”,并不利于古籍整理事業進入良性循環。

  馮勝君的看法也得到了舒大剛、朱杰人等專家的認可。舒大剛認為,要想讓古籍整理事業持續下去,從學科設置上,要充分考慮古籍整理的特殊性,“這是一門綜合性非常強的學科,因為古籍文獻涉及文學、宗教、天文地理、哲學甚至三教九流,只有認識到文獻整理專業是一門綜合型學科,才能以此為基礎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中國話語體系。”

  “古籍整理是交叉學科,需要匯集多種專業的優秀人才,才能形成聚集效應。”朱杰人表示,如果單純將古籍整理置于中文系或者歷史系之下,并不利于學科發展,最理想的狀態是保持古籍研究機構的獨立性。對于古籍整理人才問題,顧青也表示,要擴大培養規模,創新培養方式,建立一支強大、穩定、高素質的古籍整理人才隊伍,要增強人才的實踐性,文博和出版機構既要自主培養,也應與高校聯合培養,實現定向就業,提高待遇,穩定隊伍。

  “過去四十年,古籍整理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部分重點文獻。現在,重點文獻的整理已經基本完成,但不夠全面系統。”廖可斌認為,古籍整理工作有很強的系統性和延續性。高校古委會和國家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應當加強協調,組織周密的論證,梳理已做的工作,確定還有哪些工作需要補缺,應該如何分梯度整理,如哪些可以進行一般性整理(影印、匯編或數字化保存);哪些應該深度整理(標點、校勘);哪些必須重點整理(精校、精箋或匯校、匯注),及時跟進,才能不留遺憾。

  朱杰人表示,目前國內不少圖書館收藏了大量的文獻,特別是善本、孤本,卻并沒有對研究者們完全開放,數字化程度也有待加強,有些單位甚至將影印古籍視為創收手段,收費高達數百元一頁,這是古籍整理事業面對的現實問題。如果沒有及時整理保護,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古籍最終將灰飛煙滅,這才是最大的損失。

  談及古籍整理是否能走向商業化,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原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朱易安認為,古籍整理和研究是一個特殊、專業的事業,徹底走商業化或產業化的道路不太可能。作家止庵也認為,古籍整理需要面對市場化的現狀,但只能部分市場化,不能將本來專業化的古籍當作通俗讀物出版,而應在多樣化的基礎上,對通俗性和專業性有所區分,否則可能顧此失彼,甚至彼此兩失。顧青則認為,古籍整理的數字融合是古籍整理事業的未來,應用層面可發揮科技企業和社會資金的作用,不具備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與古籍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將古籍整理資源和策劃、營銷資源結合起來,共同推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專家們還認為,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必須改,但古籍整理自身也要持續拓展研究的領域和視野,拿出更優秀的學術研究成果爭取讀者,讓古籍整理的成果,不僅要為研究者所需,也要為廣大的普通中國讀者甚至外國讀者所接受。